下流社會—中產階級蒸發了

當「下流社會」的名詞在日本出現，立即引爆討論。

因為社會「向下流動」的趨勢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日 美歐出現中產漸漸消失的現象，而危機，同步暗藏台 灣。

在台灣，中產階級可支配所得遠不如1990年代的
水準，大專以上畢業生的失業率也一路攀高，社會下 沉的拉力愈來愈大，當全球社會紛紛向下流動，台灣 ，能預防嗎？ 
嬌小的身材、精明幹練的袁曉芳（化名），在規模二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身上扛著七 千萬的營業額。最近兒子進了小學，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

有天，房屋仲介打電話來，要他們去看一間四十坪大的公寓。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趕緊提醒了 一句，「記得帶手電筒。」

那是一間三十年的老公寓，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也沒有水電，但一坪高達五十萬，總價達二 千萬。袁曉芳關上手電筒，心也沉到了谷底。

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兩人年薪加總近二百萬，不論是從人口統計、還是收入統 計看來，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 但是，他們努力工作了十五年，面對三十年的 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袁曉芳不禁自問，「我還是中產階級嗎？ 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
？」

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 中樓閣，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


世界的共同危機--美、日、英中產階級蒸發

下一代為何痛苦

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原本應是「中產階級儲備軍」的大學畢 業生，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

「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六十八年次，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二年多的余佩芬說。

偏差價值觀橫行

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 及業務員的福利。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他瞇著眼，自顧自的想出了神， 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我為什麼會在這？再給我一點時間，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

事實上，他已經考了三年都沒考上。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而自政治、外交系所畢業 的學生人數卻大增，錄取率從一四％，降到二 ○○四年只有三％。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 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

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二十九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二 萬五千元的工作。 他的夢，開始離他遠去。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台灣三十五歲以下的就業人口，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從 一九九二年的四十％降到二○○四年只剩三十％。

這個時候，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消費。

國策顧問、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當發生「錢不是那麼好賺」的感覺時，人的心中就 會出現一種心態：「反正錢不好賺，也存不了，乾脆花掉算了，」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

「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 ，所以拚命一天做二十個小時。」現在機會少了， 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精神或物質生活，「但壞的一面是卡奴，」蕭新煌說。

年輕人大膽消費，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造就了包括卡奴、學貸族等社會問題。

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只好將火力集中 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

令人擔心的是，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到最後，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在 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就選擇了放棄。如此惡性循環，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下流 社會」。

「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就要大家增加消 費，這是非常大的迷思。」

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回歸原點 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

政府的立場，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並結合教育。「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 做好工作的同時，也能過好的生活，」鄭麗君說，「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不要停在那裡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