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下午，我抓起新收到的會診單，趕忙離開精神科大樓。第一站是外科病房，評估器官捐贈者。
精神科醫師也能判腦死？當然不是。在台灣，捐器官的多是活人，也就是病人親屬。透過面談，我需確認捐贈流程告知完備，並留心「不樂之捐」。
病房門一推開，身形瘦小的女孩迎了上來。
「妳是精神科醫師嗎？護理站有交代，和妳談過才能出院。」
「要換肝的是我爸爸。」女孩盤坐病床上，回答提問的表情不太自然。
「怎麼啦？」
「沒什麼，我們很不熟……」
順勢切入家族史。女孩是殷實的傳統商家三房獨女，大伯父雖已接棒，祖父仍是一家之主。

要換肝才想到女兒好

「我是媽媽用淚水和奶水養大的。」女孩自有記憶，父親總是醉醺醺，母親默默流淚，8歲那一年，「爸爸開始住外頭的家」。 
即便衣食無虞，女孩一上大學仍暗暗發誓要盡早自立，帶母親脫離苦海。不料，父親在她畢業前夕被外頭女人扔回來，千金散盡換得一身病。醫生告訴大家是「末期肝硬化，換肝才有救」。 
「就這樣，我被爺爺叫進來住院。」女孩深吸口氣續說道：「如果可以說不，真不想為爸爸冒險……捐肝是大手術，我要怎麼了，誰來顧媽媽？」女孩曾委婉表示母親將來只能靠她了，立刻被祖父母扣上見死不救、不孝的帽子。 
「說不恨爸爸太矯情，但也不至於詛咒他早死。」女孩又吸了口氣：「希望他能等腦死病人捐贈。」 
她走後，換我為評估報告傷腦筋。左思右想，決定建議移植小組讓女孩再到精神科談談捐與不捐的利弊得失。 
日後輾轉得知，故事在移植個案審查會議上揭露，小組成員群情激憤，為女孩抱不平。主席決定一肩扛起，會後以主治醫師身分，向那個喝酒喝到肝硬化的男人宣告：「你女兒肝太小，不適合捐給你。」 
10年了，女孩沒回頭找我，我卻不時想起躲過「不樂之捐」的她，不知道過得好不好？ 

《人情絆 吳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