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個過去和現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廳裏，在滾石樂隊 （The Rolling Stones）老哥們贈送的吊燈下﹐喝著啤酒，吃著三明治，排隊向他們以前的老闆道別。哈維爾擺著姿勢與人留影，接受人們的忠告和祝福，時而微笑，時而露出牙醫檢查牙齒時慣有的鬼臉。他生性靦腆，這使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兩手總是很緊張地在衣領那兒擺弄﹐說話時總是看著地面或你的肩膀，每個人都傾過身去聽，每個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後合。”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維爾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的年頭，作為捷克總統的瓦茨拉伕.哈維爾，受邀成為哈佛大學年度畢業典禮的主講人，並被授予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學東亞係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在聽眾席前排座位上，面對坐在貴賓席上的哈維爾，不動聲色地觀察。那是難得的幾個小時，在冗長的、由當時哈佛大學校長魯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領銜的哈佛“頌歌”團隊對哈維爾熱情洋溢的輪番讚美中，我注意到哈維爾不時露出的羞澀甚至不安，那是一種生性靦腆者被眾人當面過譽後的跼踀，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帶著反諷的不和諧，當講臺上川流不息的頌揚者用加重的語調滔滔不絕地向哈維爾和聽眾的耳膜“轟炸”時，他則心不在焉，自得其樂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爾還陷入沉思，當然，他面帶感激，但這種場面此刻已無法讓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時會被響起的掌聲驚醒，隨即警覺，並用警敏的眼神掃視眼前大片的“哈佛大眾”。那一天，他用英語發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說《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與人類前途》。而我在典禮結束後，衝上講臺, 喊住他，和他握手，寒暄，但我們還未及多談，便被他的安全保鏢們隔開，擋掉，他抱歉地回過頭來望著我，隨後，在挾裹下消失了。
哈維爾不是一個嚴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寬闊的會客廳前廳等了足有半個小時，但並不單調，正好可以讓我細細端詳大廳內的擺設和佈局，他的新聞秘書（一位帶點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帶驚詫，兩眼發直、目不轉睛地盯著離我數尺遠的那座逼真、性感、約有兩個真人大的裸女金屬雕塑時，他用有點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釋道，這是一位著名雕塑家送給哈維爾的禮物，因為巨大，哈維爾索性就放進了總統府的會客廳中，讓他的客人們可以和他一起分享這令人血脈賁張的美麗金色尤物。在我對面的墻上，則挂著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極其傳神，是哈維爾和英國滾石樂隊（The Rolling Stones）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邊走邊做著鬼臉興奮交談的照片。
文學世界的公民，大概還會記得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雙週刊《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羅斯詩人（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開始的那場對哈維爾1990年發表的《後共產主義的噩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開論戰（從1970年代起，當哈維爾還是一個從監獄進進出出的異議分子時，《紐約書評》便定期將哈維爾的文章譯成英文刊發），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羅茨基用他的“文學囚犯”經歷，質疑作為總統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維爾應誠實地面對人性（人心）的陰暗，而不是故作寬容地討好大眾，最後，對他提出了許多用來提升人類（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養的要求。哈維爾則用他一貫心平氣和的口吻回復布羅茨基尖銳的質問（雖然在氣勢上，傲慢的布羅茨基佔了上風），最後，哈維爾極有風度地邀請布羅茨基找個時間和他見面溝通。
哈維爾的老朋友， 1980年代極負盛名的捷克地下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樂團”（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維爾主要著作的英譯者—加拿大作家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詳細分析了哈維爾執政期間的經驗和教訓。他寫道：“從過去五十年來世上種種政權移轉的經驗裏，我們所能學到的最珍貴教訓之一，就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新領導人較容易掌握議會民主與法治的形式，但相對而言，較無法抓住其內涵與精神。舉例來說，捷克憲法很明確地認知到權力分散的原則，並設定獨立的司法與行政的要求，但在實際執行上，過去十年以來，法官和部會副首長們經常受到政治壓力，有時甚至無法抗拒。我在這裡提出一個例子，曾有可靠消息來源指出，過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長，都找了一票法官來協助他們起草法條，這種方式會削減分權的實施。更糟糕的是，這三個司法部長中有一位後來還被視為可能的總統候選人。這所顯示出來的，並不是廣泛的貪污腐化，而是一種深刻的無知，在民主實施了十三年之後，對分權制度如何運作的無知。”
哈維爾在國際事務中所做的一件最有爭議性的事，就是從2001年以來，多次表示支援美國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離任前，美國最大的保守派報紙《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現了一封由哈維爾及其他七位歐洲的領導人聯合簽名的信，內容是完全支援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的戰爭行為。為此，他受到了早年許多支援並聲援過他的西方知識分子的譴責和批評。
按照哈維爾的傳記作者，也是哈維爾早年的好友約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伕.哈維爾：一部六幕政治悲劇》一書中的說法，哈維爾的一生經歷過六個時期：一、史達林式政治體制下的早期學生時代；二、六十年代的劇作家和評論家時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捍衛“人道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時期；四、成為異議分子及“七七**”主要發言人和隨後的牢獄生涯時期；五、1989年捷克天鵝絨和平革命時期；六、最終的十三年總統時期。就像斯洛維尼亞批評家斯拉沃依.齊澤克（Slavij Zizek）所說：“沿著這一脈絡，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許多弱點和怪癖的哈維爾，然而，這一切不但不會使哈維爾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業績更具人性也更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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